醫療何去何從?

幾天前，有位孕婦出面控訴榮總醫療疏失，使她失去了孩子。雖然，這件事情出現了一些轉折，但也凸顯生活在這個社會的人們，實在應該正視一些問題。

我們生活在台灣，在某些方面是很幸福的。就醫療環境而言，台灣有非常優秀的醫、護人力資源，以及價廉質優的健保體系。只要曾經在國外生活一陣子的人，無不想念台灣的健保與醫療系統。從先前許多旅居國外的僑民，會特地飛回台灣看病，即可見一斑。

當然，這其中最大的功臣，就是台灣的醫、護教育體系。

在台灣社會長久以來發展出的菁英主義之下，醫生是個極具象徵意義的職業。不僅收入高且有保障，還享有很高的社會地位。因此，只要是有能力的家庭，莫不以培養子弟進入醫學院為首要目標之一。

不過，這一切都變了。

台灣最近二十年的社會與制度變遷不可謂不大。當醫療系統由醫生主導政策，逐漸轉變成醫療管理階層主導政策時，醫生由獨立自主工作者變成打工仔與醫療體系的搖錢樹，醫病關係也出現變化。管理階層看的是體系營運的 KPI，所以，醫生的績效不是治好了多少病人，而是為醫院帶進多少收入。那麼，在醫生眼中的病人，就變成了什麼呢？

最近幾年有在台灣看病的人，應該普遍會有種「病人變多了」的感覺。不過，這也是醫院要求績效的結果。醫院花錢請醫師，就要有足夠的看診量。病人候診時間變長不說，看診也是三、五分鐘就結束。如果是一般的感冒、拉肚子也就算了。如果是不明原因的不舒服，病人出了診間，難免會有「醫生真的瞭解我的病情嗎？」的疑慮。加上媒體對於少數醫療疏失案件的渲染，病人對於醫生的信任不免大打折扣，也就會衍生出類似這次病患直接訴諸民代與媒體的事件。

這會帶來什麼影響？

首先，當環境不夠友善，專業人才通常會逐漸出走。台灣的醫師轉往對岸與東南亞發展已經是正在發生的事實，而這會逐漸影響台灣病患的權益，並造成整體醫療環境持續惡化，以及醫病關係更加的惡劣。

再者，醫療成本會因為保險、人事、營運等成本的增加而逐漸墊高。除了民眾必須付出更高額的醫療費用，健保的財務也會失去平衡，更會連帶影響一般民眾投保醫療險的保費支出。

當醫療成為有錢人才能負擔的服務時，類似電影「迫在眉梢 John Q」的情節就會在真實世界出現。屆時，不僅是社會對立的問題，公共衛生體系也有可能因為民眾無法負擔費用的疫病發生而崩潰。

當然，這些只是對於最糟糕的場景的一些推想。但，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吧？

首先，第一線醫療人力的繁雜工作，是否能經過一些分析，把某些無須醫師專業的工作，藉由國家證照制度，下放至其他具備合適資格的人員？例如，在歐美部分國家實施多年的「陪產士 midwife」，就是可以減輕婦產科醫護人員工作量的可行作法。低風險性的孕婦，可以就近由陪產士進行產檢與照護，而讓醫院與診所的醫、護人力可以專注於高風險妊娠與妊娠併發症的處理。

再者，落實醫療糾紛處理法制化，與醫護人員適當除罪，並有效救濟醫療疏失受害者，同時杜絕民意代表、媒體對於醫療糾紛處理的干預，才能降低醫病關係的緊張。在制度面上，台灣已經與許多先進國家同步。但是，很多時候，台灣對法制的執行力才是成敗的關鍵。

在如何建立適當的醫病關係方面，台灣有些團體，如醫療改革基金會，過去著墨甚多。希望台灣未來除了能保有舉世稱羨的健保制度外，也能建立足以供世人仿效的良好醫病關係。